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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淑芹:互联网时代更主要加强网络诚信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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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网络作为信息传输、接收、共享的虚拟平台,已成为影响人们生活的第二大空间。无论社会组织还是个体,对网络空间的依赖正处于指数式增长中,而社会对它的控制所呈现的则是线性增长态势,这种依赖与控制增长速度不同步所置空的各种缝隙,滋生了大量侵犯他人正当权益、引发社会利益冲突的非诚信行为。网络诚信缺失对社会秩序的扰乱与破坏,增加了我国社会转型的风险,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。遏制网络的非诚信行为,既需要在全社会加强诚信道德教育,增强网民的诚信意识;也需要依法治网,形成网络监管者依法管网、网络运行者依法办网、网民依法上网的良好氛围,严惩网络失信者,化解网络信任危机。

  依法治网,需要强化网络主体的法律责任。人是互联网的创造者、使用者、享用者、维护者。互联网建构的虚拟世界,不是“法外之地”,与此相应,互联网的使用者,也不是“法外之民”。网络无限,行为有边;网络虚拟,行为有痕。在网络空间,主要有三种行为主体:政府各级部门的网络监管主体、信息发布与传播的网络运营组织以及信息接受与传播的网民个体。无论是网络监管者、网络运营者还是网民,无论是在真实世界还是在虚拟世界,只要与他人和社会构成关系,行为后果影响到他人的合法权益或社会的公共利益,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网络虽然是虚拟的,但不良的网络信息会侵害他人的权益,也会影响社会的秩序。因而,网络运营组织、网民作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,不能推卸应负的法律责任。

    “法律是治国之重器,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”,治理网络空间诚信缺失也需要依法治网。要遏制虚假网络信息的制造和传播、惩治造谣诽谤行为和网络水军滋事等,必须要健全网络空间行为主体责任的追究制度。唯有如此,才能更好地培育网络主体诚实守信、健康文明的网络行为。

  为加强网络空间管理,突破原有网络法规、规章无法充分发挥法律效力的问题,我国颁布和实施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(2017年6月1日起施行)。这是我国首部规范网络空间秩序的基础性法律,对网络主体的行为及其责任进行了具体的规制,为我国依法治网、加强网络诚信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
  第一,个人有权保护自己的合法信用信息。现代社会诚信建设不是单纯依靠诚信道德教化,而是诚信文化与社会信用体系的共建互济。社会信用体系是一种通过信用信息的立法、信用管理、信用监管及信用教育实现以信用记录、信用评价为基础的联合奖励与惩罚的系统。对于失信行为,不仅会有法律上的直接处罚,还会对传播信用信息形成社会排挤力的行为进行间接处罚。在网络诚信建设中,一方面要破解不良信用信息被藏匿的“孤岛”现象,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个人信息“裸奔”。为此,需要对个人信用信息采集与使用进行法律规定。

  其一,要求网络运营者既要保证个人信息的真实性,也要尊重个人的知情同意权,不得擅自公开、传播他人个人信息。其二,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要依法采集和使用他人的个人信息,“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,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”。其三,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获知的个人信息及其商业秘密,提出保密的法定义务,要求“不得泄露、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”。总之,要对个人信息的采集与使用进行禁则和罚则规定,为惩治滥用他人信息投机牟利的行为提供法律依据。

  第二,赋予个人信用修复的权利。真实性是信用信息公开的前提,应赋予社会成员信用信息的修复权,能够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违法搜集的个人信息或更正错误信息。信用修复权也是一种人格权,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从法律上予以保障,如欧盟1997年颁布的《数据保护指南》,明确把个人数据规定为一项基本人权,并赋予个人更改或删除不实数据的权利。应该说,信用修复是信用信息公开的保障。

  第三,实施网络“黑名单”制度。社会信用体系对失信者的惩治是事前防范与事后惩治的有机结合,其实现条件是信用信息的公开与共享。而“黑名单”制度作为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、警示和惩戒的一种机制,有利于发挥信用记录的“记忆性”、“揭示性”和“警示性”功能。例如,《网络安全法》第七十一条规定:“有本法规定的违法行为的,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记入信用档案,并予以公示。”建立“黑名单”公示制度,可以发挥社会对失信者的联合惩戒作用,促进网络运营组织及网民诚信用网,形成“失信必罚”、“失信亏利”、“失信可耻”的社会氛围,有利于净化网络环境,修复网络信任,增强社会成员诚实守信的意志与信念,促进社会成员形成自由与责任相统一的网络生活方式。